【散文】“士子风骨”说东山

天富小说 2020年01月06日 20:07:52 阅读:55 评论:0

  都匀东山,是都匀“八大景”之冠,素有“东山晓日”的美誉。但这座山的美,还不仅限于森林、清泉、幽谷、鸟兽、花草这些物象化的风景,更在于隐藏于山中数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东山风骨”。这个风骨,主要由外来的两个大文化人和一个从东山走出去的都匀文化精英所锻造,这就是中国古代备受推崇、现代日渐缺乏的“士人精神”。登上东山,也许会对孟子所倡导的“持志养气”的“大丈夫”主体人格有所理解,体会到“人的尊严是什么”“人怎样才能有尊严地生活”这两个人生根本问题。

  “士人精神”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格,而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知识分子。历史上,都匀是个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化外之地”,自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设“进士科”以来,近一千年间,这里还没有一个人考中进士。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后的五十年,明代先后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人来到都匀,一位是“柳州八贤”之一的张翀,一位是明朝东林党领袖邹元标。他们都是被皇帝贬谪而来,又都在东山开办书院收徒讲学,终于在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一个名叫陈尚象的都匀青年考取了举人,紧接着在第二年又考中进士,一时轰动全城,成为都匀人走进主流文化圈的重要标志。

  张翀、邹元标、陈尚相,除了文化学识过人,更在于他们身上共有的文人气质和敢于同无良权贵作斗争的精神。

  首先说张翀,他是广西马平县(今柳州)人,生于1502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考中进士。他是王阳明弟子徐阶的学生,任刑部主事时,与人联合弹劾奸相严嵩营私乱政。由于他们都是徐阶的门生,严嵩便向皇上告密说,这三个人同日上疏,一定有幕后主使,厌烦徐阶喜欢严嵩的皇帝信以为真,将张翀等人抓起来严刑拷打,而后关进监狱。1558年,张翀担着结党营私的罪名,被贬谪到都匀“戍边”。这样,第一个进士史无前例地来到了都匀,小城因此发生了一场文化地震。

  张翀是当朝的大文化人,搞权斗虽然不专业,但他的书画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以画人物见长,他笔下的仕女,艳丽委婉,设色古雅,神态超逸。他也能画山水,所画山水树石,笔墨豪迈,苍郁深秀。这样的大文豪、大艺术家被贬到都匀,是他个人的不幸,但却是“文化荒岛”都匀的大幸。人们根本不在乎他是个贬官还是朝廷的钦犯,而是把他看作一缕文化的曙光,像欢迎贵宾一样迎接他,并在东山脚下为他建起了一座以他的字号命名的“鹤楼书院”,代价是讲学授徒。张翀的感动不言而喻,纠结的心情也因此释然,这使得正直而受尽凌辱的张翀在都匀安稳下来。

  东山虽然不高,海拔仅960米,矗立于都匀城东面,但它是城东的天然屏障。《都匀县志稿》称:“东山巍峨矗立,气象端严,剑河前绕,诸山罗列,为府治镇山。”明代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喜欢到处修建围墙,都匀城也不例外,除了各处建起厚重的城门,例如现今市内的“大西门”(城门早毁,仅存地名),都匀城四面和山顶都修建了围墙。据说当时镇守都匀的长官到南京向朱元璋汇报工作时,带去两样东西,一是都匀毛尖茶,二是都匀城防图。朱元璋喝过茶后,感觉不仅味道绝好,而且这样的散茶取用十分方便,便下旨要求全国“罢造龙团”,也就是不准再生产团茶饼,这可说是都匀毛尖引领了一场全国茶叶生产包装的革命。朱元璋看过城防图后,具有多年攻城掠地经验的这位皇帝,指着东山北段依山而建的白衣庵处一段城墙走势图说,此处不宜,应当重修……这位都匀长官回来后,只执行了两条圣旨中的一条,就是扩大和改进了毛尖茶生产,但是因为经费原因没有改造围墙。果不其然,都匀城在清咸丰五年被苗民起义军从朱元璋所指之处的白衣庵攻破。

  都匀东山顶上,建有飞檐斗拱的奎星阁,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距今已有625年,清代改为钟鼓楼,阁内置有用铜铸造的大钟。每当清晨日出,从城中看上去,山巅霞光万道,楼阁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钟声洪亮悠扬,声震都匀全城,传到数十里外。这样的奇观妙景,明清时期称为“东山晓日”,又称“东山晓钟”,而在都匀当地人的口中,直接把东山叫做“鼓楼顶”。

  东山古时是文人聚会场所,而今在山脚下,是都匀一中所在地,名闻世界的华为老总任正非,正是从这里走出。数百年文脉传承,以及东山精气神的孕育,当然首先来自于明代大儒张翀。

  张翀身居这样的境地,每日除了钻研学问、讲学授徒,就是登上东山游览,尽情享用着山上的森林、泉水、幽谷、毛尖茶。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尊师重教的民风和刻苦向学的学生。他在都匀“鹤楼书院”讲学9年,直至隆庆元年(1567年)被召回京,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中直性格不改,死后追授为兵部尚书。

  至今在东山的石壁上,还完好保留着张翀的手笔,就是号称“龙爪书”的石刻:“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古,饮此泉水。大明嘉靖四十年鹤楼张翀书”二十八个草书大字,笔力雄浑刚劲,被载入《中国名胜辞典》,称为红叶摩崖刻石,其拓片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他还曾写下一幅茶联:“云镇山头,远看青云密布;茶香蝶舞,似如翠竹苍松。”这幅茶联被载入中国书法史和中国茶史大全。

  张翀走后五十四年,明朝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来了。他是江西吉水人,明朝中叶著名的文化人,也是著名的正直之臣,明万历五年(1577年)考中进士,被分配到刑部去工作(又是刑部)。他小时候就是个神童,九岁时已通晓《五经》,智商和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三杨”不相上下,这其中就有12岁中举的杨士奇。可惜和张翀一样,政治上不够成熟老道,喜欢讲真话认死理,因为弹劾张居正“为了当官不守孝”得罪了人,被贬来都匀。

  事情是这样的: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张居正本应按照明代的制度回家“丁忧”为父亲守孝三年,但是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因为工作需要深情挽留,张居正便“夺情起复”,继续在京城当官,一时间引来无数人的攻击。身为刑部小吏的邹元标也写信给皇帝弹劾张居正,列举他执政期间的三大罪状,最后更是对张居正不回家守孝的做法加以痛斥,指责他“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认为张居正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心。其实,邹元标作为主管刑法政令的刑部官员,弹劾张居正是正常行使纪检监察职责,但张是内阁首辅,正一品大员,这可是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官员。明代,朱元璋为了大权独揽,废除了丞相一职,张居正的内阁首辅其实也就是丞相的地位。他留下来工作是皇太后和皇帝的挽留,邹元标这样的小官如此不讲政治,竟敢三番五次举报他,张大人非常生气,命人在朝廷上打了邹元标八十廷杖,打完还不算完,又把他“谪戍都匀卫”,赶到荒蛮之地的贵州都匀,以起到杀鸡给猴看的震慑作用。尽管这样,张居正还不想放过他,曾派一个巡按御史远赴贵州准备谋害邹元标,但此人行至贵州镇远时便暴病身亡,邹元标因此幸运地保住了一条命。

  邹元标到了“都匀卫”,虽然还在体制内,但因为是贬官,没什么实际权力,各方面待遇也大不如前,但他默默忍受着。历史上很多著名文学家、政治家都曾遭贬,多数是被贬到偏远荒凉的地方,比如唐朝王昌龄被贬到龙标(今贵州黔阳),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等。虽然这些牛人在被贬中留下很多千古佳作,在流放地大多都能有所作为,但被贬无疑是很痛苦的。这些人为什么不直接辞职回家呢?一般基于几种原因:首先,贬官和流放是不一样的,贬官只是被安排到远离京城的地方做官,而流放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如李白晚年是被流放夜郎,而苏轼却一直是被贬官。其次,朝廷把一个人贬官,只是把他赶出权力中心,一般都会说这是让你去基层历练几年,表面上还是为你好,你怎么好意思辞职呢?还有就是贬官多数想等待时机,历代朝廷里的政治斗争都很激烈,而政局又是多变的,一旦时机来临马上就能官复原职,甚至获得升迁,所以大多数贬官都会静待召回。同时,古代读书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都像范仲淹写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所以古代知识分子是很抗压的,充满了可贵的“士人精神”,即使遭遇多次打压,依然不改初衷,乐观看待世界,不管在哪里做官,都尽力为黎民百姓做贡献。当然,更主要的是没有更好的职业可以选择,如果一被贬就辞官回家,不仅有愧于家族和乡里,回家后也只能种地或者经商,显然不符合读书人的初衷,再加上古代商人地位低,经商环境又太差,也不是理想的工作岗位。

  邹元标被贬谪都匀,他当时怎么想的,别人不会知道,但他默默忍受着这一切却是真的。幸运的是,他和张翀一样,同样得到了都匀人民的热烈欢迎。邹元标不愧是个有气节、有理想、有追求的官员,他到都匀后,面对严酷现实,努力扎下根来,除了静心读书,考究典籍,尤其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更加潜心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建树,可以说是王阳明杰出的隔代弟子。他受到张翀的启发,又被当地人的热情所感动,在距离鹤楼书院不远的地方开创了“南皋书院”。这个书院的名称,也是用他的号“南皋”来命名。

  邹元标在都匀讲学六年,比张翀少三年,但同样教授了很多都匀人才。张居正死后,新任皇帝没有忘记邹元标,虽然他远离一线官场多年,但是学识水平摆在那里,皇帝要把他召回京城做官,并晋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时的邹元标,已是年近古稀的白发老者。1621年12月,邹元标被调任吏部左侍郎,还没到任,又被提拔为正二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

  可以说,张翀、邹元标这两大文化名人奠定了都匀的文教基础,激发了都匀人崇尚文化、努力学习的风气。从隋朝科举制度实行以来一千年,都匀无一人中进士,终于在明神宗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都匀青年陈尚象考取了举人,次年又考取进士,实现了都匀“零的突破”。

  陈尚象成为都匀的第一个进士,是因为受到邹元标的悉心指教。十年后,陈尚象被授中书舍人,万历十九年(1591年)出任四川乡试考官,同年转刑科左给事中,复转吏科右给事中等职务。明代的给事中,是明朝参政议政的低级官员,主官只是七品官,左、右给事中虽说只是从七品的副县级,但给事中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分掌户部、刑部、吏部、兵部、工部、礼部等六部,称为“六科给事中”,权力很大,有封驳之权,就是说皇帝或内阁的旨意或文件,如果不经给事中签名同意就不能下发执行。

  也许受张翀、邹元标的影响,陈尚象这位都匀的大文人也是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他当谏官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声震朝野。他和几位御史弹劾、揭露司礼监张鲸、鸿胪寺官员邢尚智、锦衣卫都督刘守狼狈为奸、贪污受贿的罪行,使张鲸等人被削职或处死。他还上疏弹劾锦衣卫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的很多事,后因两次上疏“言建皇储事”,这是插手皇帝家的大事私事,是非常犯忌的行为,因而触怒了万历皇帝,第一次被罚款扣工资半年,第二次被廷杖,并被削职为民贬回原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帝一怒而长废谏官十三人”的事件。

  陈尚象被废回到都匀后,也和他的老师邹元标一样,没有沉沦和闲着,他参加了《贵州通志》的主纂工作,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修成《贵州通志》,为贵州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时常帮助乡里、师友和孤苦之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贫困中“赋诗谈笑而终”。后来,新上任的明熹宗想起用前朝那因言获罪的十三人时,不想其中的九人早已去世,新皇帝深表遗憾,有感于他们的学识修养和正直为官的品格,追赠陈尚象为光禄寺少卿。这已是陈尚象辞世八年后的事了。

  六百年风云变幻,都匀东山屹立不倒。而真正让人感叹和敬佩的,是这座山中曾经生活过的几个人,是他们身上那种敢于坚持真理,无论在逆境顺境,都能泰然处之,追求人生理想并为之献身的“士人精神”。这种精神,使都匀东山成为一种标志,激励着文化人的良知道义,也使东山区别于其它大山,矗立在贵州高原南部,吸引着万千游客。

  作者简介:韦昌国,男,布依族,1965年生,现供职于黔南州文联。2009年加入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12届作家班学员。曾在《收获》《山花》《时代文学》《作品与评论》等发表小说,出版散文集、小说集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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